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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人士表示，监管同时在研究适度优化现有相关规则。“适度优化之一可能会体现在完善再融资相关规则和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相关规则。” 该人士表示，适度放松参与再融资、IPO前投资的创投基金，私募基金及社保基金的限制，提升资金入市积极性，也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提供更加便捷、更为丰富的退出选择。

大学毕业之后，张旭和孟静回过毛坦厂聚会几次。他们第一次发现，毛坦厂所在的大山，其实风景秀丽，一个知名景区近在咫尺，他们却从来没有去过。如任何一个普通中学的班级一样，同学们各自奔赴不同前程：有学霸出国深造；有人在外地赤手空拳打拼，有的已经拥有一片天，有的还在为三餐发愁；有人留在老家过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小日子，还有个同学，回到毛坦厂中学当老师。张旭听说，他忙得“连和老婆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国际会计准则中的资产减值会计规则更是使得上市公司可以合规造假。比如，一批货物今年花900万买的，明年卖1000万。那么，利润总额是多少？对，是100万。有了资产减值会计规则，上市公司就可以这么操作：在买入货物的当年就宣布资产减值损失300万。这个损失是真的损失还是假损失？是假损失。假损失使得我的资产今年已经变成600万了。第二年还卖1000万，那么利润总额就变成400万了。各位专家请想一想，企业第二年的利润总额为什么增加了300万？是不是前一年往下减的300万相当于储存了一部分利润，（就像是）在一个罐子里装了些曲奇饼，什么时候饿了就什么时候拿出来。这个手法被称作“甜饼罐”（cookie jar），这意味着企业可以随意调节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形态。是不是很可怕？这对证券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时候，散户不知道为什么上市公司为啥突然出现了损失，他们是不是会认为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能力不行？他们会不会卖股票，把股票从高价位拉低？这样，公司管理层在低价位把自己的股票买了，自己坐庄或者说是进行“管理层收购”（MBO）。第二年，上市公司做出了超出市场预期的利润，散户又高价位把股票买回去了。大家知道割韭菜是怎么回事了吧？春天来了，韭菜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资产减值会计）这就是“合规造假”，可以自由调节利润。

咱们国内有没有学者研究金融学？有。伟大的学者陈共先生研究public finance，即财政学。财政学提倡公平地征税，公平地进行转移支付，它就是一门科学。我国有一所特别有名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伟大的金融学家黄达先生研究货币银行学Money & Banking，关注商业银行如何通过债权债务关系将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然后投放给有需要的工商企业或者居民。货币银行学的科学性在于，其受债权债务关系、合同法的约束。最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邪教”，叫做财务管理学，也叫做公司理财、公司财务、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又称金融经济学。这门学科黄达先生、陈共先生等前辈都不研究，大家知道原因吗？因为这个学科研究的是如何转移别人的财富。当然，这是一种调侃的说法。

对于上面两个问题，立法机关其实已经给出了正确的回应。要不要收这800万利润总额的所得税呢？答案是：不征收。因为公允价值变动部分不应当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这是不是很正确的一个规定？是的。至于应不应该分那600万？也不应该分配。为什么呢？因为利润表上的净利润根本不是公司法第八章所称的税后利润。税后利润是交过税之后的利润，交完税才叫税后利润。刚才那800万交税了吗？并没有。所以，净利润并非税后利润。作为对比，现在很多公司在拿净利润胡乱分配。咱们公司是不是也这么干的？好多同志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净利润。

三是最后看全国各地由于缴费基数不实导致的基金流失是否有可能彻底解决。这是每年导致基金征缴收入“流失”的大头，但解决起来也较为复杂，税务部门难有条件“一统天下”，将全国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完全“坐实”。目前缴费基数不实现象主要发生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发生在地方政府的身上，他们以发文形式将单位缴费基数下限人为地“拉低”，低于国家规定的社平工资60%以下。这些省份的这些做法在局部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涉及到整体社保制度改革的政策配套问题，解决起来存在一些困难。例如，2017年广东省规定企业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依据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加权平均值的60%来确定，这就意味着低于国家的相关规定；再如，2017年广东省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比例仅为20%，这就大大低于国家的相关规定。第二个层面发生在职工个人身上，在正规部门里，绝大部分非公经济主体的职工个人缴费8%的工资基数都是瞒报不实的，他们没有按照个人真实工资水平作为基数进行缴费，但绝大部分企业雇主对其或是睁眼闭眼，或是合谋与之，尤其对那些广大的经济效益不好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行业来说，大部分为现金交易，雇员的劳动关系模糊，雇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本来就不高，基本在当地社平工资附近上下浮动，既存在一定的测算难度，也涉及到基层群众的疾苦和社会稳定，且“道德风险”的“识别成本”和“征缴成本”都很高，情况较为复杂。第三个层面发生在企业主身上，且主要发生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和“规模以上商业企业主”的身上，他们是正规部门的主力军，具有较为完备的报税系统和稳定的银行财务往来，税务部门对这部分企业“坐实”缴费基数，无论是单位缴费部分，还是职工个人缴费部分，都有优势，可操作性较强，且“道德风险”的“识别成本”和“征缴成本”都不高，只要将其每月的报税资料与工资进行对比，真实的缴费工资便会立即显现。所以，真正对此次征缴体制改革产生恐慌的也是这部分企业主。